近日，看了一部老片《血色浪漫》，之前曹扬，包子都向我推荐过，却一直无缘与之会面。假期偶上南开影视在线，竟与之邂逅。36集不短啊，本想随便看几集，却欲罢不能，花了两天半一口气全看了。

这是个特殊的年代，影片浓缩了一代知青的人生，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这部片就能反映知青全貌，或许它所反映的更是知青中那种“追求卓越，摆脱平庸”的精神追求吧。个性鲜明的主人公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来演绎这种精神基调。

钟跃明，这个“在路上的”人，尽情挥洒青春的激情，无论结局如何都无怨无悔。钟的一生跌宕起伏，顽主的他——玩世不恭、打抱不平；知青的他——怡然自得、随遇而安；军人的他——打破陋规，建树甚多；摆煎饼摊的他——不卑不亢、乐逗工商；经理的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守护藏羚羊的他——一腔正气，冒死守护。

他的一生着实色彩斑斓，超越常规，不断挑战自我，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其若从军到底，登台拜将，亦是意料中事；若专意从商，富甲一方，亦非难事。然而，天性中的野性不断激发他的斗志，只有过程，而没有终点。一种游戏总有玩腻的时候，所以他不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绝不囿于一定的边界。而一般人的生活却离不开边界，或许有点腻味，但日子总是如此，材米油盐总是琐碎而又真实的。

    或许今天的你我更多的是安于生活，所以才会不断追寻文字、影视中的激情。这种激情总是属于少数人的，因为社会需要安分守己的大多数维护支撑。所以，我们可以欣赏，但一般不会效法钟岳明。这并不是说我们甘于平庸，片中的袁军、郑峒、周晓白、蒋碧云、张海洋都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并不是钟身边的绿叶。

或许于你我这般普通人而言，平衡是最好的取向，浪漫而不血色。孔老夫子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们应当找个平衡点。如此于生活中超脱，于平凡中不平庸，有所为，有所不为，亦不失洒脱。

    挺久没写博客拉，总觉得很多东西是一种佛曰：不可说的朦胧状态。可那想到不少师弟师妹的博客上都有我的连接，不写实在说不过去。我想以后如若有想法，会多写一点的。

     看了大伙的博客，感觉亲切的很，兰大的精神气韵把散落在大江南北的我们串在了一起。假期，我懒得很，就读点书——当然杂的很，文史哲都翻翻，以至不务正业。以后谁来南开了，一定得言语一声啊。

     大伙都好好的生活吧。出色原自本色，守住自己，也就拥有了世界。

   

 

       好久没写东西了。人懒就是没办法啊。

为学治学，为正治政

             ——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正名

题记：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杀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将会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战胜饥荒和瘟疫，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国际关系太重要了，以至我们不能忽视它；然而国际关系又太复杂了，以至难以一下子掌握它。

            ——卡尔 多伊奇 ：《国际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不可逆转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人的视野日益开阔：很多以前被认为别人在别处的事正不断牵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时事评论活跃于电视报刊杂志，甚至已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以这些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也成为高考招生的热门专业。这一切都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这一大趋势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但在涉及国际关系学理性分析时，不少人都对其中的主流学派现实主义有着一定的偏见，对现实主义进行道德批判，曲解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现实主义成为了“强权政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的代名词，不断的误读使得国人在认知国际关系及中国外交时带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在急需国际关系理论指导的今天，这种偏见不利于国民世界心态的塑造，也妨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正确制定。这一点国际关系学界得担负一定的责任，在国际关系学的常识性普及方面可谓乏善可陈。本文将抛砖引玉，对现实主义正本清源，以期引起共鸣，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常识普及而不是以简单的时事评论来包圆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的法家，兵家对此论述颇多，韩非的“法术势”，孙子兵法中的对战争的论述等等。三国演义更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其中的联盟均势已点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当然目前所论及的国际关系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为蓝图，可以说近代国际关系是从西方扩散而来，“三十年战争”及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国际关系的开端。西方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理论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述了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马基亚维里的《君主论》第一次开始了政治与道德的分野，强调了政治的独特性，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深刻的肯定了民族国家的地位，韦伯的“责任伦理”论证了国家道德的独特性等等。实践上更是不乏其人，也更为国人所熟知，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等等。古典现实主义外交在他们手上大涣异彩，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国人对这些传奇人物有着莫名的敬畏，平凡年代的人们不断向历史深处追寻激情，所以他们的传记流传至今，经久不衰。通过对这些智者和外交家们的感性解读，人们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有了粗略的了解。和平年代的人们通常以强权政治和漠视道德来对现实主义学派定性，并理所当然的把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里式的人物。在道德上十分鄙视现实主义学派，在有着“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尤其如是，一听以现实主义学说来指导外交政策制定便认为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不问究竟，就一棍子打死。现实主义果真可恶至斯？笔者不以为然。

首先现实主义学派是国际关系学的主流学派，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渊源但并不等同于这些渊源本身，而是以自身的逻辑来整合它们。所以现实主义的基本定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权谋手段的汇聚。任何一门真正学问的逻辑起点是探寻客观规律。现实主义所创建的国际关系学的目的便是力图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来寻求其本质真理，不论真理指向何方。现实主义大师，国际关系学之父汉斯．摩根索以《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一书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基础。此书一版再版，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元典。在中国也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的走向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

“战争与和平”这是国际关系的永恒课题，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催生了对国际关系系统研究的努力，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开国际关系讲座课程，设立了最早的国际关系教授职称，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了经验分析阶段，而且，良好的意愿往往代替科学的分析，最主要体现为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潮的盛行。所以国际关系学真正诞生于二战期间。国际关系学为什么会在二战结束不久之后由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人开创，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一战结束不过二十年，便爆发了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二十年间所盛行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潮被战火无情的粉碎。作为德国犹太人的摩根索对这惨剧更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流亡到美国，与一批有着共同遭遇的学者探寻战争与和平的规律。来回答心中的困惑：不到半个世纪人类已经经受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在核武器的时代，人类是否能承受得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批学人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怀，摆脱理想主义道德论的束缚，往返古今，思接千载，开创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对国际关系进行学理性研究，论证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解释了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作为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已经做到了自己的分内事——为学治学，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此，揭示规律或许是自然科学的终极使命，而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关乎人类兴衰存亡的国际关系学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步，关键在于如何顺应规律以求人类的安宁，即做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他们秉承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牢记政治哲学的忠告“政者正也”，开始了为正治政的探索。他们认识到国际关系规律并不等同于赞成规律本身，认识到冲突的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赞成冲突本身。他们在规律的限制下为了人类的未来做出了艰难的选择，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便是这一探索过程的结晶。其中“权力界定利益，国家道德的特殊性，反对道德普世主义”这三大原则，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这是人类千百年智慧的结晶。令人不解的是现实主义学派为人诟病也在于此。

缘何如此？国际关系的应然与实然间的差距太大了。现实主义学派正视这一基本事实，而不少人确至此不顾。对现实主义学者个人而言，他们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作为国际关系学者他们深知自身的使命，哪敢置天下苍生而不顾。二战之后理想主义思潮虽然逐渐式微，但各种意识形态政治并未销声匿迹，并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近年来的极端主义思潮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意识形态政治是唯美的，而美总是动人心弦的，他们相信人类的绝对理性，相信人间的“天国梦”，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如此的激情怎不令人顿生登车缆辔，澄清天下之志，豪情万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成效如何，历史已给出了答案。先哲柏拉图一语道破天机，凡是伟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事物。十字军东征，法国大革命，中国的文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莫不以理想信念为旗帜，浩浩荡荡，试图打倒一切，重构天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概莫能外。“天国梦”无情的破灭了，留下的只是流血的伤口，无尽的感伤与失落，悔不当初。罗兰夫人一句“自由啊，多少罪名假汝之名以行”，道出其中多少辛酸，局外人实难尽晓。唯美政治以美为帜，以恶推行，以痛收尾。求美不求真，怎能结出善果？！

现实主义的谤伤就源于其无情的揭示了唯美政治这一“皇帝的新衣”的真相，悲天悯人，求真守善。真相总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没有真就无从谈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现实世界限制了人类选择的空间，人类能求的只是人间之善而非天国之美。现实主义的深刻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所以即使在和平年代的今天，现实主义学派的呼声并未过时。让我们仔细倾听一下现实主义学派的心声，再对其下结论也不晚。

    权力界定利益，指出了要审慎的界定国家利益。回答的是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有效管理的丛林世界中，各国如何制定适当的目标而不至于激化冲突。现实主义学派认为目标的适当只能以实力为凭，量入为出，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用国力来限制一国的行动，这样子才不至于一国过度扩张，引起他国的反弹，挑起战端，反而不利国家利益的实现。这样类似自然法则的安排，可以说一种无奈，但却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最不坏的一种。如不遵循这一法则，很可能导致暴力争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便是一例。不自量力只能害己害人。或许有人会以“主权平等”来诘难这一法则。没错，“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法理上的平等并不能掩盖实际的不平等，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不言自明的。以实力界定适当的国家利益，各国进退有据，国际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连贯性和可预见性，有助于形成一定的秩序从而维护国际稳定。

    国家道德的独特性，强调了国家道德的“责任伦理”取向，重视行为的结果。就个人道德而言，杀身成仁是道德行为的最好体现，侧重于“价值伦理”，重视行为的动机。而对于国家或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能只顾服从高尚的行为动机而不顾行为的后果吗？罗伯斯庇尔，一位高尚的道德家与邪恶的政治家的混合体，错误的定位了自身的角色，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作为一名政治家，不能只顾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具人民的安危于不顾，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们的高尚的革命道德没有造就一个祥和安定的法兰西，却兴起了一片腥风血雨。故此，雅各宾派成了白色恐怖的代名词，这是历史无言的嘲讽。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本身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大德所在。个体的价值伦理和国家的责任伦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例如，在选择一位朋友时，我们很乐意选择一位信奉和平主义的绅士，但我们会选择一位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死亡的行动的候选人为领导者吗？理性的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国家的道德观是不同于个体的。政治家对此应时刻铭记在心，在其位谋其政，明智的维护国民利益。

    反对道德普世主义，现实主义学派不承认世界存在普遍的善。一国的道德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优势在于其独特性而不是普遍性。而一切意识形态唯美政治总是信奉并积极推行道德普世主义，以一己之是非为天下之是非，具有浓厚的道德原教旨倾向。冷战历时弥久与对立双方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普世定位有一定的关联。冷战结束了，胜利的西方更是自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盛行的“民主和平论”在不断的鼓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9。11”无情的打击了这一普世美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其针尖对麦芒。历史没有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也不可能终结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多元的世界，多元的文化，怎可能只有一种选择？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这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其并行不悖，少不了宽容这一润滑剂。文化霸权只会加剧冲突，这不是一般的利益之争，而是你死我亡的毁灭性冲突。

   上面粗略的评述了现实主义学派的三大主要原则，这些被人认为漠视道德的现实主义原则却兢兢业业的维护人类所剩不多的善，实在是对人类理性无言的讽刺。现实主义的悲观源自对人类深沉的爱。现实主义深刻的揭示了世界政治的基本规律，解释了世界政治的一般事实，提出了一种值得选择的方案。在顺从世界政治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现实主义学派为合乎人类的目的而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它的人文关怀也在于此。或许可以这样类比，现实主义学派更像物理学家，在做着调节组合国际关系的工作，力图减少纷争，和平解决冲突。而意识形态政治更是一位化学家，在做着化合国际关系的试验，以期消灭不和，构建和谐天国。所以可以说现实主义不伟大，人间之善当然不如天国之美来得光辉璀璨。但作为世俗之人，你我迫切需要的却是人间之善，而非天国之美。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偏颇的，因为它只揭示出一种选择，但它却是深刻的偏见，只能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而不能完全替代它。可以说它的道德是不健全的，但不能说它毫无道德可言，毕竟它在坚守着政治领域的“责任伦理”。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学派在人类原则的冲突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其中艰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历史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合作规范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关系的稳定性。人们不免置疑，今天现实主义是否依然有效。不错，国际关系有向规范化转向的一面，随着相互依赖不断深入，国际机制的健全，国际合作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的权力冲突属性依旧，合作掩盖不了冲突，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便是其中一典例。现实主义的土壤仍在，活力依旧。毕竟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而是强势者的盛宴，这是由“美国化”所主导的，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当此时，中国正以一种崛起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各种利益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以维护国家利益。中国的国际策略离不开现实主义的指引。对国际关系的过分乐观，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世界在变迁中延续。曾记否，一战过后，和平主义思潮盛行，对国际关系充满了乐观，结果继而起之的却是一场更为残酷无情的二战。我们应深以为戒，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识之士，应在关注国际经济学的同时重视国际关系学，唯独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扮演好自身的国际角色，较为顺利的实现中国的复兴。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现实主义学派，更应做出理性的评价，而不是情绪化的排斥。综观现实主义学派的演变发展，可以说“为学治学，为正治政”，是对其较为中肯的评介。

      近来思绪飘茫，心神颇为不宁。前几天在QQ的说明上添了“我要长大！”这么几个字。不料引起了兄弟姊妹们的一番关切。纷纷留言，探问究竟。感激之余，就在这里聊点最近的些许思索。以前太自以为是，总以为自己长大拉。真的如此？其实不然。或许是害怕长大吧。长大意味着现实。来南开的这些日子，经历了一些事情，发现自己原来好幼稚也可以说是太理想。人总是要长大的，逃避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要长大。但长大并不意味着冷酷麻木，我一直相信世间总有一份温情。 下面是我给志恒的小册子写的一点东西，借文字的酒杯消胸中块垒，也是我自己的一点思索吧。

  数日前，志恒来信言，博客的文章即将成册，嘱我为序。咋看惊疑梦，平生第一遭，做序可是件有讲究的事。我与志恒兄弟相交，志气相投，仅于学辈上稍长一年，然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对志恒的思考的冷静与深度，常自叹不如。百般推辞，那小子一句“你看着办。”就让我哑口无言。若真不写点东西实在是对不住兄弟的信任——这是一份默然的期许。我学不了他那样在吞云吐雾中思绪飘飞，只能一缕茶香，一曲《大悲咒》相伴，又一次走进了他的思路历程，试图读懂言外之弦音。

 个人陋见，博客的魅力贵在一字“诚”，诚于内，言于外。这是一方心灵的后花园，借文字的酒杯消胸中块垒，唤起知音者的共鸣互动，心香一瓣，会心一笑，这就是对作者莫大的慰藉。志恒的文字沉而不涩，干净有力，真切的反映了心中所思所虑，更难能可贵的是其文处处流露出悲悯之情，寄理想的光芒于现实点滴改进之中。人这辈子活得不易，不必苛求你我这等俗世中人，这不是虚无主义而是于无奈中的一份洒脱。人的生活总是以自己为立足点，呈现出网络化的态势，志恒以一个思考者的定位来要求自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然由于自身兴致所在，这个册子关注的更多是身边校园之事，事虽其小却能见之大，真切地体现了大学生当中某类群体的生活状态，志恒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时值浮华闹世，处处争强好胜，能静下心好好想点“闲事”的人不多，这类群体是大学底蕴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他们往往不是大学体制下的优秀学生。《真实地活着——阿空纪事》中就有阿空这么一位独善其身的“花和尚”，呵呵，云空未必空，或许一句“物空心不空”更为妥切。他们有着自己的评价准则，有所不为就是为了有所为。一份《冬天的阅读》就可以看出作者这类人的文化品味，不媚俗，不功利，更多的是借他山之石以审视自己的生活。《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直接的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人之尊严何在？一篇《义宁大义》用心践履着寅恪先生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追问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国运其昌，命在维新，缅怀前贤，敢不自勉。通过这个小册子，我们感受着他们的感受，梦着他们的梦，是不是能留点东西在心中呢？对册子中的几篇文章写了一点自己的感想，只是个人一己之管见，个中滋味，还得靠读者自品。

志恒生性淡泊，于名利场中转，仍不失书生本色。平心静气的思考，给了我们一份温情，困扰我们的问题不少，但我们还年轻，只要肯担当，就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几缕星梦一直在鼓励着你我前行。这或许就是这个册子最大的特色，人生有味是清欢。

 诚如帕斯卡所言：“人不过是株会思考的芦苇。”一个思考者的思考就是这个小集子最大的价值所在。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生活总是在不断受困中解惑，志恒如是，你我亦然。但愿我们永远用心思考着，生活着。一颗心虽小，却装着一个世界。抚剑扣心扉，扣出一份温情，扣出一缕星梦，淡淡然。以此语“乐观看世界，达观看人生”赠志恒，与诸君共勉。

      哥们姐们的关心，小鼎在这里谢过拉。我会好好的把握自己，大伙放心。愿朋友们心怡安康！